金融機構或者說從事金融業務的機構畢竟在特定市場中數量有限，其金融機構自身設立與對外投資都存在嚴格規范與監管。并且，金融機構就《基金法》所規定的相關股東資格條件來看，金融機構能夠成為基金管理公司主要股東的主體更是極少數。因此，將其限定為基金管理人的主要股東，必然會限制基金業的進一步發展。金融機構即便將來我國的金融行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與繁榮，但是，由于金融行業自身的特性仍將導致上述的問題與困難無法被根除。并且，基金管理人主要股東的行業限制與其絕對或相對控股地位的存在，客觀上也決定了基金管理人的股權流動性相對較低，金融機構難以形成有效的基金管理人控制權市場，并且可能引發股份代持等違法行為與風險。而目前基金管理人所采取的有限責任公司與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又決定了其他非金融機構的投資者對于成為持股比例較小、股權流動困難的基金管理人的中小股東缺乏必要的積極性。其股權金融機構利益缺乏必要的保護，以至于“用腳投票”都無法簡單地實現。

退言之，即便非金融股東的股權得以流轉，但由于其持股比例的客觀障礙也無法形成有效的控制權市場和潛在投資者的有效激勵。由此可見，金融機構立法上對基金管理人主要股東行業限制的結果是市場上缺乏足夠多的基金管理人和足夠多的管理人股權商品，金融機構從而無法形成充分的市場競爭，金融機構也就無從享受市場調節與競爭帶來的低成本與高效率。與此同時，其必然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基金外部制約機制，難以形成基金管理人法律規制所需的監督平衡機制，金融機構反而成為基金行業發展的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