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來看，中國地方政府之所以發行城投債進行融資主要是在中國分稅制財稅體制下，中國城投債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財權的分配出現了事實上的事權重心下移而財權重心上移，中國城投債從而導致了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的嚴重不對等，同時，中國轉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因此，在中國城投債中國城市化加快發展階段，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較大，中國城投債從而導致大部分地方政府可支配財力遠遠無法滿足龐大的資金需求，唯有尋求外部融資。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1994〕第21號）卻明文規定中國地方政府不得舉債，因此，地方政府通過設立城投公司發行城投債在資本市場上進行融資便成為常態。

從評級框架來看，與一般企業（公司）債券評級一樣，在對城投債進行評級時需要綜合考慮城投公司主體信用等級狀況以及增信方式的增信效果。城投債的評級與一般企業（公司）債券的不同之處在于對城投公司主體信用等級的評定。城投公司作為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其設立背景及業務運作特點都與一般企業不同，因此，在對城投公司進行主體信用評級時，除考察其自身經營狀況及財務實力外，還需要重點考察地方政府的財政實力、城投公司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以及地方政府對其支持力度。中國城投公司主營業務能力普遍較弱，現金流穩定性較差，城投公司自身對債務的償還能力較差，若城投公司發行無擔保債券，信用風險較大，融資成本過高。因此，增信成為中國城投債順利發行的基礎，是城投債評級中的重要環節之一。然而，2007年10月12日，銀監會向商業銀行下發《關于有效防范企業債券擔保風險的意見》（銀監發〔2007〕75號），中國城投債叫停銀行擔保之后，城投債增信問題日益突出。一方面，從目前市場情況來看，大多數城投債都是采用應收賬款質押、土地使用權抵押以及企業擔保的方式進行增信，雖然這些增信方式都取得了一定的增信效果，但與之前的銀行擔保相比，增信效果明顯下降。另一方面，應收賬款質押和企業擔保的增信方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中，應收賬款質押擔保實質上相當于地方政府隱性擔保，通過該增信方式增信后，城投債信用風險依然集中于地方政府內部，難以真正起到分散風險的作用；而第三方擔保雖然將風險分攤給了第三者，但由于擔保方往往為當地國有企業以及城投公司，并且還存在較多的互保現象，中國城投債實質上未能起到分散風險的作用。鑒于此，筆者建議在中國推行債券保險制度，由實力強大的專門服務于債券市場的債券保險公司來對城投債提供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