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投資基金是以信托原理和企業制度相結合的商業信托，其將信托法上的資本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體制發揮到了極致，基金管理公司以最大限度地滿足在現代高度發達的商品社會中人們充分授權他人投資以獲取更多利潤回報的愿望和需求。基金管理人無論是作為信托法制下的受托人，還是基金管理公司作為組織法制下的經營者，都不可避免地成為基金制度的核心和焦點，并且擁有著絕對的基金財產經營管理的權利。因此，從法律視角而言，哪些人可以擔任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是自然人、組織還是兩者均可，如果是組織又是何種組織還是各種類型的組織均可? 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將直接影響到基金管理人的內涵以及圍繞著基金管理人所構建的相關法律體系和具體制度，影響到基金份額持有人利益的實現，因此，必然成為基金法制中不可回避的首要問題。

基金財產是匯集社會公眾投資而形成的巨額資金，基金管理人對基金財產的經營管理，不僅對金融市場的穩定與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且也直接關系著社會中不特定多數人的切身利益。因此，雖然從民法角度而言，自然人作為基金管理人并無法律障礙，但是，從經濟法的視野來看，國家必須從能力保障、責任承擔以及功能促進與風險防范的角度對其進行干預，以排除自然人的相應的資格與能力。就能力而言，自然人個人在技術上難以勝任現代社會投資的專業水平的需要，也沒有基金管理公司精力和可能單獨地管理和經營巨額的基金財產并且實現投資與盈利。就責任承擔而言，由于自然人個人財產有限，無法彌補其可能給巨額基金財產和眾多基金份額持有人造成的損失，從而可能造成嚴重的市場危機與社會風險。而就功能促進與風險防范來說，由于自然人意識水平的提高更多地取決于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因而無法判斷與控制，法律對此顯然無能為力，但意識水平的高低卻從根本上決定了自然人的行為，具有內因性、基礎性的價值。相較而言，法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義務與制度的治理與規范實現對組織意識與行為的調整。并且，受托人排除自然人也就不會出現傳統信托中自然人受托人自然或非自然的壽命問題，從而可以實現永久或者說持續性的管理，即使具體管理人員離職或死亡也不影響基金的存續，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交易成本和不確定因素，滿足了投資的需要和基金份額持有人的要求。因此，筆者認為，排除自然人擔任基金管理人的資格與能力更加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基金制度價值與基金投資人利益的需要。而基金管理公司以此限制或者說剝奪自然人的相應權利亦符合基本的經濟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