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關稅司4月1日發布《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對原產于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中止關稅減讓義務的通知》，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通知我國自2018年4月2日起對原產于美國的7類128項進口商品中止關稅減讓義務，在現行適用關稅稅率基礎上加征關稅，對水果及制品等120項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稅率為15%，對豬肉及制品等8項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稅率為25%。現行保稅、減免稅政策不變。我國此次舉措是對美國“232措施”，即“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征關稅”的直接回應。

 

　　自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301調查”發動中美貿易戰以來，全球股市出現了較大的波動。截止到3月29日，美股三大指數全線下跌，道指累計跌幅3.38%，標普500指數跌幅3.94%，納斯達克指數跌幅5.39%；A股方面，上證綜指跌4.84%，滬深300跌5.38%；亞太方面，恒生指數跌4.43%，日經225指數跌1.64%。市場避險情緒升溫，投資者和機構對于中長期全球經濟復蘇、中國經濟增長是否迎來邊際拐點等討論頗多。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通過回顧上世紀60-90年代美國針對日本的貿易戰，對比分析美日貿易摩擦造成的影響，從中探尋我國未來走向。

 

　　此次特朗普簽署“301”調查，其直接訴求在于縮減對華貿易逆差，我們在《貿易戰對新興產業估值或有影響》中提到中美貿易逆差較大是由于多方面因素作用：1）中美統計口徑不一致，美方數據長期高估；2）美國限制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造成美國貿易優勢缺失；3）兩國儲蓄率差距較大，美國居民較為強烈的消費意愿拉大了逆差。因此，我們判斷目前貿易戰尚處于試探性階段，其政治籌碼大于對于我國經濟實質性影響。但此次“301”調查認定中國知識產權侵權，對航空產品、高鐵裝備、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22.000, 1.11, 5.31%)、高性能醫療機械等領域加征關稅，從清單中不難發現美國的貿易政策的實質是抑制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防止中國技術追趕帶來全球競爭力的反超，從而威脅到美國全球霸主地位。依據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觀點，當崛起大國與既有霸主競爭時，摩擦不可避免，貿易戰似乎已經將中美帶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十字路口，那么中國是否會如同日本一樣重蹈覆轍，跌入“失去的二十年”？

 

　　中美貿易戰與日美貿易戰背景存在一定相似性。我們依據日本GDP增速中樞將日本經濟戰后經濟劃分為4個階段：1）1945-1955年經濟恢復期；2）1956-1968年高速增長期；3）1969-1990年平穩增長期（1980年前為“減量經營”，1980年后為“ME化”）；4）1990至今低速增長期。美日間的貿易摩擦隨日本經濟轉型期間的產業結構調整而不斷演化，涉及行業由輕工業向重工業再向高科技產業不斷升級擴張，由微觀經濟摩擦上升到宏觀經濟摩擦，這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從高速增長到結構轉型的背景具備一定的相似性。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與美國間的貿易摩擦必然也會經歷不斷演變的過程。

 

　　二戰后日本經濟遭到重創，美國對日本政治、經濟、教育等進行了全方位的民主化改造，1945-1955年間日本處于經濟的“復興期”，逐步由戰時工業改組為平時工業，國民經濟逐漸恢復正常。由于國際局勢的轉變，為遏制社會主義陣營，美國對日政策由削弱調整為扶持并通過一系列措施加速戰后日本經濟的復興：1）削減日本戰爭賠償，1948年賠償總額由24.7億日元逐步縮減至6.6億日元，到1950年日本實際賠償金額僅為1.65億日元，為計劃賠賬金額的6.7%；2）1949年開始進行“道奇整頓”，日本財政由赤字轉為盈余，貨幣發行量減少，物價水平下降，通脹得到抑制，為經濟復蘇提供了必要基礎；3）朝鮮戰爭爆發，美軍向日本發出了累計約600億美元的軍事訂單，及大地刺激了日本產業鏈的復蘇；4）1951年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舊金山體制”建立，使得日本有較為穩定的外部環境和國內政局，將資源集中于經濟發展。1956-1968年日本進入到持續的高速發展階段，對外貿易增長，貿易摩擦首先在輕工業領域出現。由于日本對美在60年代紡織品的出口量迅速增加，美國本土市場受到日本商品的沖擊，1968-1972年美日紡織品戰爆發，美國紡織行業反應強烈，最終兩國1971年達成了美日紡織品貿易協定，日本采取策略減少了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這一階段的摩擦得以緩和。這一階段類似中國經歷了12年的改革開放后，自90年代開始對美貿易逐漸增長，2001年中國加入WTO中美貿易規模加速增長，中國順差迅速擴大，兩國在紡織品、食品、輪胎等領域的貿易開始產生摩擦。美國在1990-1996年間圍繞知識產權、美國商品的市場準入等問題向中國發起了共計5次“301”調查，幾次調查中美雙方最后均簽訂協議解決。

 

圖 1：中國對美貿易自2001年開始迅速增長（中國統計口徑）圖 1：中國對美貿易自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