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冶事件：株洲冶煉廠是我國最大的鉛鋅生產和出口基地之一。1997年，株冶從事鋅保值具體經辦人員越權透支進行交易，出現虧損后沒有及時匯報，結果繼續在倫敦市場上拋[1]出期鋅合約，被國外金融 機構盯住而發生逼倉，導致虧損越來越大。最后虧損實在無法隱瞞才報告株冶時，已在倫敦賣出了45萬噸鋅，而當時株冶全年的總產量才僅為30萬噸。為此國家出面從其它鋅廠調集了部分鋅進行交割試圖減少損失，但是終因拋售量過大，為了履約只好高價買入合約平倉。從1997年初開始的六七個月中，倫敦鋅價漲幅超過50%，而株冶最后集中性平倉的3天內虧損達到1億多美元。
    早在1997年，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就曾出現過多逼空的一幕。當時的空頭頭寸大多在中國人手中，“株冶”事件最后造成近15億元人民幣巨虧。“株冶”事件發生正值中國剛剛介入國際期貨市場的起步階段，國際基金打出一個“多逼空”的漂亮仗，給了中國一個下馬威。
    株洲冶煉廠，也就是如今的株洲冶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是中國最大的鉛鋅生產和出口基地之一。1997年，在國際期貨市場上已從事兩年交易的株冶工作人員，越權進行透支交易，在LME大量賣空鋅期貨合約，其頭寸遠超既定期貨交易方案，被國外金融機構盯住并發生逼倉。事情暴露時，其在LME市場已賣出45萬噸鋅，而當時株冶全年的總產量僅為30萬噸。
 　 事發后，1997年7月，國務院總理專門召開辦公會議處理“株冶事件”，當時，相關主管部門負責人親自到工廠蹲點近一個月，一邊采取頭寸止損、追加保證金、合理調期等措施緊急處理頭寸，一邊通過各種渠道調集其他鋅廠的貨源、組織交割，力爭將損失降至最低。
 　 但終因拋售頭寸過大，最后只好以高價買入部分合約平倉履約。由于從1997年初開始的六七個月中，多頭推高倫敦鋅價，漲幅超過50%，這導致株冶最后集中性平倉的3天內虧損額達1.758億多美元，折合人民幣14.591億多元。看起來株冶事件與此次事件有很多相似性，都是被多頭逼倉，都可能因此面臨巨額的損失，但今天與株冶事件有本質區別。“株冶事件”發生時期的中國既非最大鋅消費國，也非最大的鋅生產國，這也決定當時在處理危機時，目標只能定位為“最大幅度的減少損失”。
    孫志浩：“株冶事件”后株冶的繼任負責人，接任之初曾堅持“不能做期貨，誰做誰犯罪”，但半年后面對國際市場的價格波動風險，卻不得不承認“不碰期貨不行”。 　　利用衍生品市場特別是透明度高的場內期貨市場進行風險管理目的的套期保值，甚至通過期現互動來實現現貨、資本市場的兩條腿走路，已成為現代企業的必修課。單純以期貨頭寸的盈虧多少來衡量套保的成敗，固然不可取，但套保卻決不能用來當飯吃。
    耀東拋出了大于株冶廠年產量幾十萬噸的供貨合同，但由于對鋅價走勢判斷的錯誤以及交易對家逼倉，鋅價并沒有如預期下跌，而是一路攀升到1674點。
    按倫敦金屬期貨交易所規定，買賣雙方須繳納合同金額5%的保證金，按每噸1300美元算，買賣一手（25噸為一手）需要1625美元作保金，株冶廠方拋出了42萬噸的合同，就需要繳納2700多萬美元作保證金，株冶廠顯然拿不出這筆巨資。而期貨界的傳言稱，株冶廠在市場拋售額達80萬噸之多，這已超過其自身生產能力的4倍。而株洲冶煉廠進口公司支付保證金的資金大部分來源于銀行貸款，在1997年3-7月間，株洲冶煉廠進口公司因無法支付保證金，多次被逼平倉。面對巨大的空頭頭寸和過億美元的損失，株洲冶煉廠進口公司不得不向株洲冶煉廠報告，當時已在倫敦賣出了45萬噸鋅，相當于株洲冶煉廠全年總產量的1.5倍。雖然國家出面從其他鋅廠調集了部分鋅進行交割試圖減少損失，但是終因拋售量過大，株洲冶煉廠為了履約只好高價買入合約平倉，形成1.758億美元（14.6億元人民幣）的巨額虧損。